全球政治局势导致科学孤立主义愈演愈烈 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2)

　　如果我们关注的对象仅限于在2008年发表了首篇论文、并在研究期间发表了至少八篇论文、在各洲之间或内部流动的移民科学家和“定向旅行者”，还会发现更多规律。诚然，由于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较短，研究对象主要是年轻学者。但这也避免了较年老学者流动模式不同的问题。

　　这部分人群共包含12046名研究人员。其中欧洲占比最多（35%），其次是亚洲和北美（各占四分之一）。后两个大洲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大多数2008年首次发表论文时地址位于亚洲的学者，到2015年都获得了位于北美的地址，且超过三分之一流动性较强的北美科学家最终在亚洲落脚。这些趋势都可以用同一个现象来解释——大量亚洲学生涌入美国（有些人在抵美前便发表了论文，有些人则在其后发表），随后又返回亚洲。

　　我们观察到，欧洲科研人员的净损失率为22%，亚洲为20%，北美则几乎增长了50%。几乎每个国家的流动学者比例都以欧洲学者居首，但亚洲国家例外，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来自北美。

　　此外，我们还需了解特定国家在产生和培养知名学者时发挥的作用如何。这可以通过分析流动学者在移居前后的引用分数来评估。

　　科研人员流动的具体数据科研人员流动的具体数据

　　北美和北欧国家可谓“精英高产国”：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在移居别国之前就获得了很高的引用率。它们在培养精英方面也不逊色，擅长早早识别人才，并为来到本国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沃土，帮助他们取得重大成就。亚洲国家最擅长招募人才，吸引引用率高、久负盛名的学者来到本国。大洋洲也很善于培育学者，科学家来到这些国家后，很容易获得较高的研究潜力。

　　引用率较高的学者往往有较为固定的迁移路线。科学影响力最大、且来自北美的科学家往往在北欧和西欧落脚，其次会前往东南亚。引用率较高的北欧学者往往会被南欧的研究机构挖走。引用率较高的西欧科学家则通常前往大洋洲和东亚。

　　来自大洋洲的学者来到北美和南欧之后，往往会做出影响格外大的研究成果。中亚和西亚国家（包括美国移民禁令中包含的国家）前往北美和欧洲后，论文引用率便达到了新高。如果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进入美国，或导致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被他国撷取。

　　无论在哪个地区，人才流动都会促进论文引用率的提升。在世界各地，流动学者的论文引用率都高出不流动学者。不过这一差距在各地有所不同。在北美国家，流动学者的引用率只高出10.8%，在东欧则高达172.8%。

　　衡量措施

　　当然，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我们无法判定“学术原属国”是代表出生国、还是科研人员接受学术训练、或获得雇佣的国家，它只能说明某人最初发表论文是在哪个国家。若某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不在知名期刊上发表首篇论文，这些国家的人才流动性便会被我们算低。此外，被我们归为“不流动学者”的人也许只是处于“流动前状态”，即暂时未移居过其它国家。还有，我们分析的论文发表时段未超过十年，主要关注期刊文章，还对发表的论文数提出了限制，这也许导致不同学科在分析中有所偏倚。我们也未研究各国之内的流动率，对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一数字也许不容小觑，也很值得关注。

　　在这样一个人才流动性持续增长、日趋复杂、且备受威胁的时代，我们需要确定国际水平的对比指标。这些指标应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动态地评估人力资本的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对知识经济的影响。此次研究便是一个起点。

　　也许有人认为，即使在流动性受限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合作仍可继续。然而，尽管计算机正不断进步，合作往往仍需依靠人际交往来启动和维持。限制人才流动或将对科学体系产生反作用，而该体系对国际合作的依赖程度正在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