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绘制的地图简直是一次伟大的数据可视化过程(2)

　　瑞典·“群众街景站”

　　与地图盒子一样，位于瑞典的“群众街景站”也是将包括街景图在内的相关内容进行众包，重点集中在诸如古巴这样谷歌尚未派出配置摄像头的汽车或无人机的地区。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若是能在这个拥有200 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找到一两个公共汽车站，你就够走运了。而在开放街景上搜索“古巴哈瓦那市”，你不仅能找到公交汽车站的位置，还有蔬菜摊、加油站以及城市中许多其他的地点。这主要归功于群众街景站和开放街景的联手合作：十几个哈瓦那市民在去年9 月份走上街头，拍摄了哈瓦那市200 平方英里(约518 平方千米)范围内的65000 多张街景图。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群众街景站的开发团队对图片上出现的人脸和敏感信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由于古巴政府对于用众包方式收集数据的立场并不鲜明，因此群众街景站旗下的开放街景参与者试图不被察觉地收集相关数据，并且避免各个禁区。群众街景站的执行总裁杨·埃里克·索勒姆(Jan Erik Solem)表示，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众包式地图平台相比于以文本为中心的平台(比如维基百科)来说，往往会更少遇到准确性和破坏性问题。“有了群众街景站提供的数据，事实上也就没有了争论或冲突，”他说道，“无论图片包含信息与否，图片本身就是证明。”

　　不过，开放源代码和专利性地图数据仍然可能被用于不法企图。2015 年，一个新纳粹主义组织利用谷歌地图对欧洲地区的所有难民营进行了可视化处理。(谷歌清除了这张地图。)此外，即便不存在敌对意图，也可能出现识别错误或歪曲数据的地图。正如牛津大学互联网地理学教授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所说，“每张地图都把制图者的偏见摆在了台面上，永远也不会有不偏不倚的地图”。

　　来自制图师协会的史蒂夫·奇尔顿在制图领域工作了40 多年，其间还是开放街景团体的活跃成员，他担心人们在观察和贡献数据的同时不考虑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如果人们绘制地图不仅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特定的数据，还理解了我在接受培训时被反复灌输的一项准则，即每张地图都要有其意义所在，那么我就不胜感激了。”他说道，“理想的情况下，每张地图都应该有目的性，这会影响到地图画面配置的各个要素。”

　　“在许多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可以从可视化输出中分离出来。”总部在波茨坦的可视化城市公司的总裁塞巴斯蒂安·迈耶(Sebastian Meier)说道，“算法处理的许多环节通常处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可视化之间，这就使得非专业人员很难理解可视化的生成方式。”可视化城市公司旨在纠正上述问题，它与制图公司Here 合作，共同资助、收集和分享各种不同的私人及公共制图项目，并且通过举办比赛让公众意识到地图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向群体传递信息。2016 年，首届可视化城市比赛获胜的数据可视化记录包括了哥伦比亚因地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迁移的模式地图(由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提交)，以及适用于手机界面的印度金奈市被淹道路位置图(由开放街景和地图盒子提交)。

　　值得赞扬的是，谷歌也将其地图平台用来支持社会倡议活动。举例来说，谷歌与印度城市发展部合作创建了一个英语和印地语的双语地图工具，便于用户搜索公共厕所的位置，以此协助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谷歌旗下的“制作地图”项目即将终止使用，谷歌推出的后继系统名为“本地向导”(Local Guides)。该系统实行会员制，向谷歌地图提交当地情况的用户可以得到享受谷歌产品和服务的奖励。“我们展示的是我们能收集到的最佳数据，这些成千上万的权威数据来自公共及商业地图数据、各个层面的影像和用户贡献。”谷歌地图外联部经理伊丽莎白·大卫杜夫(Elizabeth Davidoff)说道。开放源代码的热衷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是谷歌拒绝免费的数据共享。“谷歌地图基本上是为机动车服务的。所以一旦离开了机动车道路系统，它显示的数据也就所剩无几了。”奇尔顿说道。因此对于想要绘制个性化路径的个人和组织来说，走在前面的是其他的地图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