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董事会换届 任正非背后的“虎妈”卸任了(2)

　　1995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15亿人民币，但主要来自农村市场。

　　1996年，华为进入城市市场。这是一个发展新阶段，众多干部的能力就暴露出局限性。

　　孙亚芳此时的一个举动，挽救新阶段的华为，带动华为进入二次创业，也建立了华为人力资源体系。

　　孙亚芳通过任正非的授意，带着市场部所有高管集体辞职，然后接受组织专业测评，优胜劣汰。该举措造成华为人事大洗盘，一些副总裁甚至被派到基层。而就是这个措施，使得华为能够及早优化队伍，提高总部的专业化管理能力。

　　从那一年开始，孙亚芳开始着力华为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后建立、育、用、留的人力资源体系。体系完善之后，成为后来18万员工的孕育篮。

　　2000年，任正非回顾这一事件说，“如果没有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同样在1996年，华为开始起草《华为基本法》，内容延伸到人力资源、生产作业管理、企业文化等领域，确定华为二次创业的观念、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

　　1997年，孙亚芳主持引进IBM IPD（集成产品开发）和ISC（集成供应链管理）启动了华为业务流程的大变革，让华为的“成长基因”从最前端的市场销售向后端产品开发和供应链成功延伸。华为累计投入1200亿人民币用于研发；2012年研发投入299亿人民币，占其销售收入的13%以上。

　　1998年，起草3年的《华为基本法》正式实施，当时在中国尚为首例。华为成为第一个有自己“企业宪法”的公司。

　　同样在当年，孙亚芳为任正非战略布局提出了3个观点：一、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发生变化，主要由知识和管理创造的，所以要体制创新；二、要让有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要让有社会责任的人成为管理者；三、一个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接班人承认公司核心价值观，并且具有自我批判能力。这个观点成为后来华为在培养管理者和员工的重要方针。

　　1999年，任正非力排众议提拔孙亚芳为董事长一职的时候，就称，孙亚芳年轻有为，口才与风度极佳，学历和英语又好，适合对外协调，而自己适合战略和安内。

　　就这样，彼时44岁的孙亚芳成为华为的掌门人。当时华为还有众多元老级人物，作为一个女性，并不能够非常服众。

　　1999年市场部会议则让员工再次见识到孙亚芳的果敢与睿智。当时召开常委会（实为公司副总裁级别），会议常委一致同意再来一次类似1996年的中层干部竞聘活动，来应对中层领导安于现状压力不足的现状。孙听完后立即否决，称时代不同，特殊时期特殊办法，现在华为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和评价系统已经比较完善，压力不足是因为我们没有执行评价体系而不是因为没有发起竞聘。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副总裁群策群力，不如孙亚芳片刻的思考。”汤圣平在书中对此事发表评价。

　　至此，华为开启严格执行评价体系。“评价无时不在，评价无处不在”，这是人力资源管理里最厉害的部分。小到卫生间的细节和司机接人的准时，都做了精密统计研究。

　　征战海外

　　1999年，孙亚芳履新董事长，开始带领华为征战海外。2000年-2005年，是华为驶向海外的光辉时期。

　　2000年，华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设立研发中心，当年海外销售突破1亿美元。2001年，华为在美国设立四个研发中心，同时加入国际电信联盟（ITU）。2002年，华为海外市场销售额达5.52亿美元。2004年，与西门子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开发TD-SCDMA解决方案；获得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首次实现在欧洲的重大突破。2005年，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成为英国电信（简称BT）首选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